文：麥農 圖：麥農 | 2016-10-07

屹立在跑馬地山光道的東蓮覺苑，盛載著豐富的歷史。苑內供奉的佛像，所藏的佛經均十分珍貴。對歷史學家丁新豹教授來說，最令他感到特別的，是苑內所懸掛的牌匾對聯。

丁教授專門探討三十年代香港華人社會的形成及發展，他認為：「這些來自五湖四海、不同界別人士所贈送的牌匾，譬如康有為、張學良、黎元洪等民初政界名人，從中能反映的是何東爵士長袖善舞、廣結善緣的性格。」

東蓮覺苑於1935年落成，由何東爵士及張蓮覺居士出資興建。三十年代，建築師試圖找尋一種既能反映中國文化，又能凸顯本土特色的建築風格，於是在設計的手法上糅合了中、西建築特徵，並嘗試將建築的設計與本土文化拉上關係，這種建築風格被稱為「折衷主義」。

以折衷主義、中西合璧作設計手法的建築物，東蓮覺苑便是其中的一個典型例子。丁教授說：「彩繪玻璃、意大利地磚都是西方的建築材料，配上混凝土結構，加上中國佛教寺院的空間要求，並巧妙地在一整座建築物裏，設計不同的格局，劃分不同的界別。」

東蓮覺苑的建築外觀，除了看起來像一艘「紅塵擺渡的般若之舟」，它所表達的還有更深刻的佛教義理。覺苑供佛的大殿，從外面看是兩層，進入殿裏，它其實只有一層。從佛教的觀點看，這種設計具有表徵意義。它所表徵的是，還沒體悟佛法時，我們會區分真俗兩諦，就像從外面看大殿，它顯現的是兩層。一旦我們對佛法有了真切的領悟，便能夠體會真俗本是不二，萬法即是一如。

覺苑的建築設計具佛法的表徵意義，然而，透過歷史學家的觀點，苑內懸掛的牌匾表達甚麼樣的意義呢？

丁教授認為：「牌匾，可表達送匾人和受匾人之間的關係。」他進一步補充：「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，我想探究幾個問題：牌匾是誰送的？甚麼時候送？然後再根據贈送的年份，勘察那個年代背景，這個是非常有趣的！」

送贈者包括僧俗二眾，除了佛門龍象，還有多位政界名人，譬如康有為、張學良、黎元洪等人。丁教授指出：「康有為落難時，何東爵士曾接濟他。『百日維新』失敗後，康有為逃難來到香港，何東爵士於是接他到家中暫住。康有為在離開香港前，贈送何爵士墨寶，以表謝意。當他知道張蓮覺居士有意建苑時，更送出對聯給他們。這見證康有為和何東家族關係親密。」

何東家族跟東北軍的張學良又有甚麼關係呢？「何東爵士和張蓮覺居士的兒子何世禮將軍選擇棄筆從戎，並投軍於張學良麾下。1931年，『九‧一八』事變那天，何東爵士夫婦二人在兒子的陪同下，正與張學良在北京的大光明戲院商討國家大事。何東爵士雖然是位混血兒，但是他對國家非常有感情，眼見當時軍閥混戰，導致民不聊生，為結束軍閥割據的情況，他更召開一次圓桌會議。

「民國廿三年，即1934年，張學良送給張蓮覺居士牌匾，祝賀東蓮覺苑成立。此外，從黎元洪送給張蓮覺居士的祝壽牌匾，我們得知何東家族和這位中華民國大總統亦有交情。」

總之，「清末民初派系林立，政治氛圍紛亂複雜，何東爵士卻可以左右逢源，遊走於不同的派系之間，這反映何東爵士非常聰明。」

那年代政局混亂，人心徬徨。想達至社會安穩，人心安定，張蓮覺居士認為只有依靠佛法。可惜當時佛法不振，未能普及，她於是創建東蓮覺苑，以便能夠弘揚佛法及興學育才（女子教育）。

然則興辦教育，為何從女子教育做起呢？丁教授表示興辦「女子義學」的想法在當時極具社會意義：「那時社會上正討論妹仔（丫鬟）制度，居住在香港的洋人均主張應該廢除蓄婢。這些妹仔，甚至一般女性都沒機會接受教育，張蓮覺居士推廣女子教育，以療時弊。」

事實上，張蓮覺居士認為：「女子為國民之母，具有相當智識，始成良好家，推而為良好社會，其需要教育。」由此可見，推行女子教育十分重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