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：鄺志康 圖：Tim Liu | 2016-10-18

這是個人人討論保育的年頭。

從較早期的皇后碼頭到至今仍未見止息的皇都戲院評級爭議，大眾急切關注的不外乎是如何保護建築能不被拆除。保育從來不只是一句口號、一場抗爭或一篇議論，箇中兩個組成的字相連相依，缺一不可，教導我們學會折衷現實和理想的妥協藝術。「保」與「育」之間的橋樑，更值得大家努力築起。歷史文化的長河往往太深廣，不比人力堆疊的磚瓦親切，資深規劃師、古物諮詢委員會主席林筱魯直言，香港人對城市關心得太少，不清楚為何而「保」，更不諳「（教）育」為何物。

「香港至少落後台灣十五年！」

他以硬件和軟件作比喻，復修建築物當然重要，但最後倘只能遠觀，無法使用，對它毫不熟悉，又有何用？他相信故事的力量，以此來連繫古蹟跟公眾的感情。傳承精神就是軟件，是橋的彼端，接上我們忽略已久的文化底蘊。

自林筱魯接替陳智思擔任古諮會主席後，每每遇上保育爭議，在風波中的他卻自有一套欣賞城市和古蹟建築的哲學。去年，有八十年歷史的東蓮覺苑開始復修，他因專業關係，和項目也有一點因緣。「香港人大多只懂李嘉誠、李兆基，何東爵士這名字，陌生得不得了，認識何東夫人張蓮覺居士的，更是少之又少。」關心東蓮覺苑，非關財富，而是那裏彰顯出一個大家族對香港的貢獻及意義。苑內最令他感興味的是一系列「符號」，彷彿Dan Brown的小說。為甚麼那裏有一個可能來自韓國的八卦？為甚麼柱頭有這種像雙龍吐珠的紋飾……「當年找來了一位剛畢業的建築師，年輕人有大家族的支持，自然施展渾身解數，所以現在看起來才有這樣的配搭。」他打趣道，自己不是正常人，動輒可以坐上半天只為欣賞這些小細節，絲毫不覺沉悶。

算起來，是自幼已經開始建立這套哲學了。

林筱魯形容幼時貧乏，但不貧窮。母親攜兄姊來港，後來在家人支持下開了涼茶舖，「她是位強悍的女性。」父親雖喜愛讀書，人也聰明，更寫得一手好字，可惜戰時無力再升學，於是選擇當茶樓掌櫃。兩位都是早出晚歸，大家聚少離多，假日才難得一起吃飯，他自幼便是在這樣的環境成長。他是么子，對上還有兩個哥哥和一個姊姊。那時候還有一群表兄弟姊妹，都是姑母收養，大家一同長大，不分彼此相互照應。「還記得中四那年我離家出走，到女朋友家暫住，她的父母第二天還讓我坐在一起吃香腸煎蛋。」那是他前所未有過最棒的一餐，因為充滿家的感覺。

他相信正因為得來不易，我們才會更珍惜。小時候要待過時過節才有雞吃，現今都市人早已視殺雞宰牛為理所當然；以往小孩子和長輩同枱用餐，要待長輩先取菜，現在則是父母服侍子女。睡覺是和兄姊一起的，有時睡在床底，要看店的時候還得直接在店裏搭一塊床板睡，醒來才發現頭上長了瘤，人倒在地上；還有辛苦六個星期不搭電車只為節省三毫子去買麵包……凡此種種，已是他生活一部分，他不覺得特別辛苦，相反還無形中賦予他自由探索的空間。「我便開始明白，生命就是任我們去尋找，找到的便屬於自己。」開始接觸宗教，是源於他四姑媽。他很好奇，怎樣姑媽一邊拜佛一邊罵人；桌上既供奉佛祖、觀音，又有大聖爺和關公。「我是問題兒童，不懂的便四處去問人，也不怕人家怪我多事。」

童年便這樣懵懵懂懂過去，也談不上對心靈有甚麼特別的渴求，反正生活就是如此。直到1993年到武漢參與規劃工作，內地當時仍相對落後，因工作關係林筱魯和同事在地盤住了五天貨櫃箱，每天只吃飯盒。後來回到市中心的酒店，用餐時他高興地說了句：「終於有一頓正常的飯了！」旁邊一位當地的年輕人立即反駁，飯盒裏有魚、有肉、有菜，如何辛苦了？當下他立刻反思，原來自己一直從未體驗過真正貧窮的滋味－－即使幼時再窮也好，吃的總算是米飯；到了內地，有人一生只能吃稀飯，有的甚至連稀飯也沒有。「此後我有不同機會到各地工作，還記得有次去印度，當地那種不公義、不平等的氛圍，不需走得很遠，一下飛機便感覺到。回來後我只覺得大家在香港真的是身在福中，對生命的反思更加強烈了。」

所謂獅子山下精神，人人自強不息，守望相助。舊時強調里仁為美，但現時家庭、社會結構已漸漸轉變，幾乎沒有甚麼特別的鄰舍感覺了。林筱魯認為，城市越發達，資源越來越多，人際關係自然會相較以往疏離。「為甚麼大家住公屋時可以夜不閉戶，互相照顧對方，因為生活模式的選擇不多。當城市結構改變，以往預期沒有的東西出現得越來越多時，便會開始強調『我』，就像現在強調私隱一樣，『我』要安全嘛，於是只好關門上鎖。現今一代太著重應該要有甚麼、想要甚麼。」

「香港的特色是人口密集，我們經常把社區掛在嘴邊其實是自欺欺人。當大家最接近的是對方家裏的閘門時，社區聯繫自然薄弱。我們住在二十五樓，自然不會打開窗戶朝對方大喊。通常最能體現社區聯繫的反而是街市，街坊鄰里聚在檔口談天。其實外國城市同樣面對鄰舍關係薄弱的問題，當大家情願拿著一塊電路板來溝通的時候，還有甚麼可以說？」林筱魯坦言，到這刻仍無法全然接受這種模式，但早已見怪不怪。 倒教他不解的是香港最近潮興「慢活」，他著我們反問到底能否真的做到慢下來，那邊嘴上說慢，手上卻在滑手機。「這可能是一個很精彩的年代，但我真的沒法去評斷它。」現象既已造成，改變它亦非規劃師的職責，首要任務是如何在當代語境下回應這個城市。

訪問前滿心歡喜以為林筱魯心目中應該有最喜愛的理想城市，他的回答是，雖有強烈個人喜好，卻無法挑選出來。「我只能說我不喜歡一個城市的哪些地方。以深圳為例，我不喜歡，因沒我要求的人味；它太新了，缺乏歷史文化沉澱的氣息。好了，那紐約、倫敦文化氣息濃厚了吧，可是兩者的建築物同樣有其乏善足陳之處。」八十年代他去紐約，街上治安差，環境也不見得是好，第一個印象是：「這是甚麼鬼地方！」七十年代他在英國里茲（Leeds）讀書，當時年輕抱著到宗主國朝聖的心態，怎料一到埗，通訊設備、暖氣設施都……換來的又是一句「這是甚麼鬼地方」。

不過也不能一竹篙打一船人，他同意紐約、倫敦的深厚文化歷史仍是值得我們借鏡。「從文化大局而言，我希望香港有朝一天不是中國人的香港。現在看到的第一流世界城市的特性，正正包含多元文化衝擊，各種機會主義摩擦不同火花，甚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。」文化特性最終會反映在建築物上，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捷克首都布拉格以東的庫特納霍拉（Kutná Hora），人骨教堂（Sedlec Ossuary）、聖芭芭拉教堂（St. Barbara’s Church）……他從未在其他地方看過這麼多保存良好的中世紀哥德式風格建築。後來他問友人為何如此，友人說因為窮，沒錢改建。八十年代他一口氣逛了許多中國古城，例如麗江，後來再去也不是那個模樣了。他不打算譴責，世界運作自當如此，但從個人感受而言，失去了便是失去了。發展絕對未必是硬道理。

現在每逢到新城市參觀，林筱魯必定會去街市，觀察當地民眾的消費，其次是醫院，再來是坐在路邊，花兩、三個小時欣賞街景，看看到底大家的衣著如何、談吐如何，最後才是不同建築物。「對我而言，最重要的是從社會人類學角度看待一個城市，例如倫敦有倫敦的步伐，香港有香港的，而步伐的快慢會直接影響城市以某種形式存在，又再繼而推動市民的生活態度。假如今天你要我離開香港，回到里茲定居，那肯定要好幾個月才能重新適應。步調不一致的人是無法跟那個城市有真正接觸的。」若問林筱魯的城市審美眼光，答案一定是從生活態度入手。一般人浮泛地分析哪幢建築最漂亮，是因為他們沒打算深入了解。香港是個美麗的城市，怎樣發掘它的意趣、韻味，端看我們作何取捨。四十多年，才摸到了一些門路。他微笑說，要學習的還多著呢！